王孙禺, 孔钢城：中国研究型大学建设的思考

国家的兴旺、民族的强盛,与教育的地位和发展密切相关。在中国出现一批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工作者梦寐以求的奋斗理想。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崛起,我国才提出“建设高水平大学及其重点学科”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211工程”①和“985工程”②两项史无前例的高等教育工程的开展,标志着我国开始集中建设一批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大学;特别是里程碑式的标志——“985工程”的实施,标志着我国一流大学建设的开始,也同时标志着我国建设研究型大学实践的启动,使建设一流大学成为政府的决策和国家的行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研究型大学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同国际知名研究型大学相比,我国的研究型大学在各个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我国的研究型大学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三十年前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彻底结束了我国知识界、教育界长期处于被批判、被排斥的困境,大学逐渐取得社会认可,其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也逐渐上升。更重要的是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日益呈现出团结合作的趋势,特别是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上,大学获得了较多的话语权,而政府也希望得到大学专业化的智力支撑和舆论支持。其表现在改革进程中的许多重大理念和前沿构想,往往是由专家学者首先提出,然后被社会所认可。比如,真理标准、市场经济体制、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以人为本、人权保障以及公平公正等重要理念,便是由知识群体率先提出,进而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1]同样在国家重要建设工程或重大建设项目的规划和实施中,政府与大学的合作也日益增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国研究型大学建设工程的构建进程,事实上是政府与大学取得共同诉求的过程。

政府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权力中心。它可以把社会中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制度化”,它颁布的有关法令制度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中国,中央政府(具体是教育部)和地方各级政府是各级高等教育的主管部门,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拥有极大的权力。政府(中央政府、教育部以及地方各级政府)或是为了尽快适应国际竞争和科技发展趋势,或是为了增强地方科技实力和地方声誉,运用国家的力量推动教育事业发展,以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满足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事实上,中央政府及地方各级政府在推动研究型大学建设的决策和行动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个过程中,另一支力量就是大学。大学中有一大批知识精英,特别是那些在大学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高教界的专家和学者,他们从国际视野和高教发展的态势出发,大力倡导全社会重视教育,大力倡导建设高水平大学,从而发挥了广泛的影响力。

在我国研究型大学建设中,政府与大学表现出了完全的一致性。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告别了民国时期移植西方欧美博雅教育传统,进入到专业化教育的前苏联高等教育体制,特别是经过建国初期的高等教育体制调整和高等学校调整以后,我国的大学建设被纳入国家化和政治化的过程当中。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求,加快培养适应国家建设需要的人才,在国家积贫积弱的现实情况下,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地实施了重点大学建设的策略。继1950年我国政府确立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两所示范学校为重点建设大学之后[2],1954年10月,高等教育部发布了《关于重点高等学校和专家工作范围的决议》,确定了6所重点大学(上述两所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医学院);1959年5月,中央发布《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决定》,将全国重点高校数由原来的6所扩大为16所(后又增加到20所)[3];1960年,中央决定将重点大学的数量增加到64所。此后又不断增加重点大学的数量,使重点大学建设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基本政策。

我国研究型大学建设工程正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重点大学制度基础上开展的。应该说1950年代以后的重点大学建设源于强大的政治文化,也就是国家认同,与是否有广泛的社会认同无关。而进入八九十年代以后,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和学界自下而上地形成共识,形成了广泛的社会认同,从而构建起1990年代以来的研究型大学建设工程。

首先从学界来看。早在1983年5月,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和大连工学院四所高校的名誉校(院)长匡亚明、刘丹、李曙森、屈伯川四位老教育家,联名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将50所左右高等学校列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建议》,史称“835建言”。四老的“835建言”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这实际上是我国建设一流大学思想的萌芽。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快人才培养、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竞争能力,使我国一部分学校尽快进入世界先进行列。[4]

同样是在1983年,袁榘等撰文《重点大学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根据美国著名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建立科学研究中心,大力发展基础科学研究的成功经验,指出要努力把重点大学建设成为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高等学府。[5]该文认为科学研究是我国重点大学不可推卸的学术责任。

1987年初,原天津大学校长吴咏诗撰文《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试论天津大学的办学方向》。吴咏诗在文章中明确提出天津大学要向研究型大学的方向努力。他从学生结构、师资队伍、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和管理水平等方面探讨了研究型大学的主要标志,并提出“坚持改革,着重提高,向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原则。[6]应该说这是国内最早明确提出研究型大学办学方向的学者。

此后,南京大学学者龚放连续撰文讨论在我国开展重点大学建设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虽然他在文中并没有直接提出研究型大学的概念,但是他借鉴欧美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历程,指出在我国开展高水平大学的建设,必须集中有限资源,实施重点建设,从而推动重点建设高校的学科实力、科研水平,使之成为“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研中心”,这正是研究型大学的内涵所在。[7]此后,倡导研究型大学建设的学者逐渐增多,1990年代中期以后,关于研究型大学的文章和著作较多地涌现出来,反映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与此同时,我国一些重点大学纷纷提出要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目标。清华大学在1985年提出:“争取在九十年代,把清华大学办成一所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世界先进水平的社会主义大学。”[8]1993年,清华大学明确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到2011年,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争取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世界第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9]上海交通大学在江泽民同志“把上海交大办成第一流大学”的题词后,明确提出了用20年的时间创建世界一流理工大学的目标。[10]中南大学则在1980年代中期提出了建设国内同行业第一流、国际上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大学的目标。[11]浙江大学也在1980年代末提出了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目标:“使浙江大学建设成为高级理工人才、立足于国内培养的重要基地;成为从事高科技研究的重要基地,成为高科技产业的重要辐射源;成为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科技和发展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窗口;成为吸引国外智力和国内外优秀人才的教育和科研中心。”[12]众多学校提出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目标,反映了这一时期我国大学在国际竞争加剧、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下,自觉主动地面对挑战、希望加快自身发展的强烈愿望。

与之相应的是来自中央领导和政府主管部门的关注和参与。早在1977年,邓小平同志复出之始,在听取方毅、刘西尧同志关于教育工作情况的汇报时就指出,“要抓好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确立了重点大学具备“两个中心”的地位。之后,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加强重点大学的建设问题。在中央领导的关心下,教育主管部门加快落实重点大学建设。1978年2月,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恢复“文革”前68所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并增加20所高校为重点大学,重新确定88所全国重点高等学校。1984年4月,国务院通过教育部、国家计委《关于将10所高等学校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请示报告》,决定“七五”期间国家安排专项补助投资5亿元,作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医科大学7所大学加速建设之用,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的加速建设投资,分别由有关部门在相关投资中调剂解决。[13]此后,1987年和1988年,国家教委在全国确定416个高等学校重点学科点,涉及107所高等学校,利用1亿美元的世界银行贷款和其他渠道的经费,进行了重点建设投资和补助。

进入到1990年代以后,为了应对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培养尖端创新科技人才,国家开始实施“211工程”。1993年1月,国务院批准了原国家教委《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见》,文件中明确指出“211工程”的建设目标为:力争到21世纪初,我国有一批高等学校和学科、专业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在教育质量、科研水平和学校管理等方面能与国际著名大学相比较。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及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继续重申了“211工程”的主要精神。“211工程”在1995年制定总体建设规划,并从1996年正式实施建设。1998年5月,江泽民同志出席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庆祝大会,明确提出我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我们的大学应该成为科教兴国的强大生力军”,“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14]此后,教育部颁布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对于若干所高等学校和已经接近并有条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进行重点建设。今后10～20年,争取若干所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水平”[15]。教育部决定首批重点建设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的9所大学,希望通过一定时间的重点扶持和建设,使这些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985工程”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创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实践全面开展,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纷纷集中人力、财力和物力建设一批重点大学。

2007年7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快研究型大学建设增强高等学校自主创新能力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提出,“加快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特别是一批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我国加速科技创新、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需要”。以科学研究见长的研究型大学是保持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资源,必须加快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及其配套政策,加快研究型大学建设,增强高等学校自主创新能力。

由此可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大学借鉴国际经验、顺应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潮流,适时提出了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设想;同时,中国政府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深切感受到教育对于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努力倡导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建设。政府和大学在高水平大学建设问题上形成了共识,并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主导下形成了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政策和管理体系。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在各方面给研究型大学建设提供支持和保障,使我国重点建设的研究型大学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研究型大学在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各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已经发挥着经济发展“加速器”、社会进步“推动机”和政府决策“思想库”的作用。在为国家和地方发展的重大决策、战略规划提供高水平咨询和政策建议方面,在推动国家和地方教育改革和人才战略方面,成就斐然。

我国最早设立研究生院的30所大学是我国研究型大学建设工程中的首批成员,经过10多年的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我国《“211工程”发展报告(1995～2005)》把研究型大学建设工程中的28所大学与美国大学联盟(AAU)进行了对比分析。美国大学联盟是世界公认的研究型大学群体,于1900年成立,是由美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组成的一个专业协会,至今拥有61所美国大学成员和2所加拿大大学成员,其成员有严格的入选标准。AAU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集中在评价学术研究和学生教育水平方面,包括竞争性联邦科研资助数量、美国国家研究院院士数量、教师队伍质量和获奖情况、研究论文学术水平等。

报告以下列数据进行了两组群体的对比(如表1所示)。虽然由于两国处于不同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相关数据并不具有直接的相关性,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我国这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与美国AAU高校的差距在缩小,特别是在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同样的对比在清华大学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之间也可以呈现出来。[16]学生结构逐渐与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持平,科学研究水平提高很快,与这些知名高校的差距显著缩小。

一方面,教育部先后推出了“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等,引进和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的优秀专家,增强了高水平大学的师资力量。另一方面,各高校还注重青年学术带头人的培养。各学校高度重视引进和培养具有良好潜质的优秀青年学者,并积极为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创造条件,扶持和激励这些“潜人才”尽快成长,一大批优秀青年学者已经迅速成长为学术带头人。

从两大工程建设的大学来看,在“211工程”建设高校中,45岁以下具有高级职务教师的比例逐年提高,2005年已达到33%;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比例显著增加,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占31%;教师队伍学缘结构得到优化,具有外校教育经历的教师比率逐年递增。[17]而在“985工程”最早确定的9所大学中,专任教师中高级职称比例基本都超过了70%;45周岁以下的专任教师比例超过60%;专任教师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比例超过70%,个别学校甚至达到85%;在专任教师的学缘结构中,有国内外其他高校学习或工作经历的比例基本达到60%,特别是年轻教师中有海外学习背景的比例逐步增高,个别学校甚至超过50%;而在引进国际知名学者专家方面,这9所大学走在了全国高校前列,引进了一批享有国际声誉的专家教授,其中不乏各专业最高水平奖项获得者。①

“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学校在学生培养方面成为我国大学排头兵,尤其是在高素质人才培养方面。截止到2004年,“211工程”学校在校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分别占全国高校的84%、69%和32%,成为我国博士生培养的主力军。“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学校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合理招生,招生数量保持稳步增长,保证了学生培养的质量。

同时,各校在稳定本科生规模的同时,着力扩大研究生的培养,调整学生结构。1999年开始,研究生比例大幅增加。1999～2003年,博士生招生规模的增幅基本维持在30%左右,硕士研究生的增长平均为21.3%。虽然本科阶段的高等教育在1999年之后经历了大幅度的扩招,但是重点建设高校的本科生扩招规模相对较小。因此,在经历了1999年的扩招之后,重点建设高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比例出现迅速变化。1999年,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招生人数首次超过本科生招生人数,这在全国研究生培养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北京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比例为1:1.22,清华大学为1:1.3。研究生规模的扩大,说明这些学校的科研力量得到了加强。众所周知,规模的扩大必须以质量保证为前提。在研究型大学中,一批高质量的硕、博士学位论文显示出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以研究生为第一作者发表在国际刊物上的论文已经不再罕见。1999～2007年,教育部共进行了9次“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审,选出了884篇优秀博士论文,其中“985工程”的高校入选优秀博士论文每年都在50～60%之间。②

经过两大工程的建设,重点建设的研究型大学科学研究基础得到极大改善,获得了国家大量的经费支持,筹集资金的能力也大幅度提高,科研经费有了明显增长。特别是“985工程”最早确立的9所大学,科研经费有了大幅度增长,部分学校的年度科研经费达到了15亿以上。

由于学科的交叉整合和对优势学科的重点扶持,各大学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竞争能力大大加强,在“973项目”、“863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和重大国防军工项目中,已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力量。高水平大学完成重大项目的能力不断增强,一批标志性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为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新贡献。在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奖项中,最高奖项几乎都集中在重点建设的高校,在国家各部门和地方的科技进步奖获得者中,这些高校也占了绝大多数。此外,重点建设大学科研人员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也大幅增加,体现了这些学校科学研究水平的快速提高。

在研究型大学建设中,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确定既涉及国际前沿的新兴学科,也有关乎国计民生的传统学科,还有亟待培育和扶持的薄弱学科。通过重点学科建设,各高校的学科层次和院系设置有了较大的调整,重点大学的学院和学科设置日益趋向综合性发展,基本形成了综合性大学的学科格局。

优化学科结构,提高学科整体水平是研究型大学学科建设又一个重要成就。各高校确立了学科建设在学校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推进了学科布局的调整,优化了重点学科结构,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和新兴的交叉学科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学科的综合实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基本建成了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重点学科体系。在“985工程”建设中,教育部提出“结合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重点建设一批‘985工程’科技创新平台和‘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促进一批世界一流学科的形成和推动学科建设”。[18]

各高校瞄准国际先进水平和学科前沿,发展思路更加清晰,主攻方向更为明确,梯队水平明显提高,条件装备显著改善,一批优势明显、特色鲜明的学科快速发展,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的《世界一流大学及学科竞争力评价研究报告》采用了美国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开发的ESI数据库研究方法,按照学科发展特点等因素设置了22个学科,根据论文被引情况对世界各国高校的学科进行了排名。中国大陆地区进入ESI学科排名最多的5所高校如表2所示。

虽然我国研究型大学在世界大学整体排名中还没有进入前列,但是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已经有学科进入了世界一流行列,其中北京大学化学学科和清华大学材料科学学科的相关研究均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清华大学有2个学科进入全世界排名的前10%。

研究型大学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使研究型大学成为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中心、知识创新的源头和创新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应该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提高原始性创新能力为中心,遵循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发展规律,统筹规划,整合资源,突出重点,稳步推进。目前,由于自身定位不明确,以及存在强烈的扩张冲动等多方面原因,我国研究型大学建设过程存在不少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研究型大学建设过程中,无论是政府,还是大学自身,对“研究型大学建设”都有不同的视角,特别是对一流大学与研究型大学的理解存在不同认识。我国1995年实施“211工程”、1998年实施“985工程”,以此来推动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目前属于211工程的大学有100多所,985工程有38所,在我国近2,000多所高等学校的体系中,应该说这个比例是适中的,与美国等高等教育强国的体系基本是一致的。但是我国大学中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却多于美国,而高等职业学校数量却远远少于美国。近年来众多高校都奔着创建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希望能够进入到“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中。一流大学并非都是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这种倾向的存在,将使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失衡,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近几年在我国不少地区出现的专业技术人才匮乏,正说明我国高等教育的层次和分工存在不合理的现象。

研究型大学建设中实施重点建设,是将有限的资源集中投放到若干有条件的学校上;但是由于各种关系错综复杂,无论是“211工程”还是“985工程”大学的建设中,政府面对各种博弈不得不进行某些妥协,出现平均主义的倾向。正如一些大学校长指出的:“我们目前开展重点大学建设,还是计划经济的老办法,国家制定计划,各有关学校就到处游说,积极争取,相关的主管部门也参与其中,最终只得照顾各方面的关系,最后还是一个‘大口袋’。平心而论,依据我国的人、财、物力,我们是没有条件办好100所重点大学的。因此,在建设重点大学上,宁肯少一点,但应力求办得好一点,上得快一点。”[20]

同外国开展研究型大学建设的实践相比,在我国研究型大学建设过程中,政府某些部门在政策制定和推行中占据主导地位。大学在执行政策的具体过程中“失语”,使得行政部门的权力扩大和集中,大学自主权不能得到体现。相关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基本是由政府部门单方面进行,非程序化现象较多,信息不透明,缺乏必要的监督,带来较多的问题和矛盾。

特别是我国研究型大学建设中,拨款方式、经费数量和项目流向主要是由财政主管部门直接决定,即使校长也无权力调控使用。这不利于大学自主权的发挥和大学实际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科研项目的运行和监督。

此外,加上国家财政体制的问题,学校的预算与拨款到位之间存在较长的时间差,某些专项拨款往往年终时才能到位,造成大学“需要花钱时没钱花,到了年底来不及花”,以致某些单位为了花完某笔款项而采取一些非正常的措施,导致政府拨款没有发挥真正的效益,造成了国家教育经费的浪费甚至腐败现象的滋生。

研究型大学不是一朝一夕建成的,需要有着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从目前来看,我国主要重点建设大学基本设立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全社会的殷切期望无疑使学校处于无形的压力之中。因为能否“建成”或者“跻身”世界一流,都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从我国大学与国外一流大学的差距来看,我国某些大学从某个或某些学科寻求突破,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有可能的,但在短期内要整体跻身到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中,面临不小的困难,因为改革与发展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而原有的传统和体制具有强大的惯性和惰性。

发展教育从来与国家富强、民族兴旺紧密相连。发展高等教育,增强综合国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对于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为了今后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为了今后高等教育对国家、民族和人类作出新的贡献,是今天我们深入探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型大学的意义。高等教育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其成功和不足之处,有其经验和教训。与时俱进地把国际经验与本土思考运用于新形势、新阶段,与创新的战略、创新的理念、创新的体制结合起来,对于建设中的中国大学来说,是一笔无比宝贵的巨大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