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琰：“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职业教育的援助与合作——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

摘要：国际教育援助是国际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全球的广泛关注。在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国际教育援助逻辑关系和“一带一路”职业教育援助重要性的基础上，从坚持合作共赢的援助理念、制定精准的援助方案、开展多种职业教育援助活动、构建多元主体协作的援助格局、保障职业教育援助质量等方面分析“一带一路”职业教育援助与合作策略，有助于实现职业教育援助目标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符合“一带一路”国家人民的共同利益。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了开放、合作、包容、共享等机制，指出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世界各国人民应团结合作，携手面对和解决全球的共同问题。[1]国际教育援助是国际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帮助受援方改善教育状况，促进社会发展和增进人民福祉为己任，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应有之义，赋予了国际援助更深的意义。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研究“一带一路”职业教育援助策略，是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迫切要求，有利于在更广阔的领域开展职业教育援助与合作。

在国际教育援助中，资金、物资、知识和人才从援助方流向受援方，这一过程伴随着政策沟通、协商交流、信息共享和人员流动，教育援助加强了国与国之间的教育合作和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民心相通，增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对构建互信、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起到开拓引领作用。

国际教育援助以开放、合作、共赢为对外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前提，通过各种形式的援助活动能够促进教育质量的提升，实现机会均等和社会公平，保障受援国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标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际教育援助国愿意将本国在教育领域取得的经验向全球分享，向“一带一路”沿线及全球广大发展中国家推广中国经验，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行动的必然选择。

以共同利益观和可持续发展观为导向的国际教育援助将援助方和受援方放到同等的地位，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以实现双方的共赢为目的，展现出鲜明的特征和时代价值。

一是国际教育援助主体的平等互利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各国间基于平等援助行动建立伙伴关系。国际教育援助是一种援助活动，援助方和受援方之间存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教育发展的高低差异，但这不应成为教育援助中不对等的理由，教育援助中不应该出现援助方向受援方强加附带条件的情形，而是应该始终坚持双方的平等互利关系。[2]

二是教育援助行动的包容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多元文明间要相互尊重、相互借鉴、和谐共生，构建“和而不同”的共同体。国际教育援助是传播文明和先进理念的重要方式，能够将教育落后国家或地区与世界文明进程紧密相连，因此，只有坚持开放和包容，才能打破不同文明间的藩篱，相互敞开大门，促进不同经济模式、社会文化和宗教传统的交流和理解，汇聚全球力量，加快国际教育援助的步伐，提高教育援助的效果。

三是国际教育援助的合作性。国际教育援助是一项艰巨复杂和长期的任务，需要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和广泛参与，而不是个别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单方面任务。国际教育援助的顺利开展不仅需要援助国、国际组织的参与，还需要教育机构、行业企业、社会团体等各界的支持及参与主体间的通力合作。受援国也不是单方面的接受援助，而应主动与援助方有效对接，双方形成合力，实现合作共赢。

长期以来，国际教育援助主要为欧美传统的援助国家所垄断，发达国家是国际教育援助规则的制定者和主导者。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出现，新兴国家逐步在国际教育援助行动中崭露头角，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希望重塑公开、公正的国际教育援助秩序。传统的国际教育援助体系中援助国出于不同目的开展援助，存在援助双方地位不平等、援助力量分散、缺乏合作意识及援助效率较低等弊端，亟需一种能够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的新思路。

国际教育援助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完善，特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构建新时代国际教育援助可持续发展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路：一是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和共同的利益观重构国际教育援助的新秩序，赋予新兴经济体更多的援助自主权；二是坚持可持续发展观，重视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汇聚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国际教育援助，加强对国际教育援助效果的评估，提高援助的效率；三是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出台国际教育援助的新政策和新举措，为国际教育援助赋予更多的深层次意义。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都将提供优质和包容性的教育作为消除贫困、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职业教育对外援助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水平，提升劳动者特别是青年、女性和残疾人的地位，获取平等的就业机会，继而实现人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3]教育民主化是教育援助追求的目标，接受教育享有教育权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职业教育援助以向受教育者传授职业技能、提高就业能力、实现社会福祉为己任，诠释了职业教育与教育民主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成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诉求。2021年11月，中国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通知，号召“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加强教育交流与合作，携手共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职业教育在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的进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2021年召开的“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国际研讨会上，中国再次重申要深化“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合作，强化技能培训，提升就业竞争力，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和技能支持，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教育援助，特别是以人力资源开发为主旨的职业教育援助，是扶贫减贫、解决“一带一路”贫困国家和地区发展瓶颈的重要手段和基础环节，也体现出国际援助中的人道主义精神。通过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援助，援助国将本国在职业教育中取得的成功经验和先进理念与受援国分享，并根据受援国的特殊需求，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援助策略，改善受援国职业教育状况。因此，开展职业教育援助能够提升援助国的国家形象，增强其国际影响力，促进双方在其他领域的全面合作。

“一带一路”职业教育援助要始终立足“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计划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共享知识、理念和技能。在职业教育援助中各国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商共建、增加利益共同点，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植根于职业教育援助的每一个阶段。职业教育援助既要服务于援助国的国家战略，又要能满足受援国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为受援国人民带来福祉，促进“一带一路”教育援助的可持续发展。[4]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具体需求不同，应根据不同国家的特殊诉求制定有针对性的援助策略，与受援方当地政府和高校合作，在充分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量体裁衣，提高教育援助的效率，最大限度地利用好教育援助资源，为受援国提供契合实际的援助项目和方案，增进同当地人民的民心相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框架下，为提高职业教育援助的统筹协调性，2017年，中国成立了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负责制定对外援助方针政策、实施计划方案、监管评估实施效果等。[5]专门的援助决策机构有利于突破教育援助碎片化的瓶颈，提高教育援助的质量，增加国际援助的话语权。

为受援国家援建职业院校提供各类教学设备是最常见的援助形式之一。《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统计显示，中国已为老挝、巴基斯坦、苏丹、埃塞俄比亚等国援建了职业技术学校或职业培训中心；为阿塞拜疆、马达加斯加等国提供了职业教育物资。[6]2016年，商务部启动中国援助苏丹图曼职业培训中心合作项目，成为苏丹全国职业教育的师资培训基地。2016年开始，中国创新性地建立了“鲁班工坊”职业教育援助模式，为广大“一带一路”国家职业教育学校提供对口支持。[7]鲁班工坊已经成为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知名品牌，为弘扬中国工匠精神，促进沿线国家民心相通架起了新的桥梁。

职业技能培训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培养更多具有一技之长的技术人才，“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急需在农林牧渔业、加工制造业、建筑交通业及医药卫生等领域的职业教育援助，通过开展技术合作与培训满足本国相关领域发展的人才需求。除了官方对职业技能的主导型援助外，行业企业也积极参与援助活动。例如：中航国际在肯尼亚举办了劳动技能大赛ATC,通过国内职业院校的师资援助，帮助非洲学员提高车床加工的实操水平，为肯尼亚当地企业输送了大批高技能人才，给ATC技能大赛涂上了鲜明的中国色彩。[8]

中国每年都向“一带一路”教育合作国家派遣援外教师，包括：对外汉语教师和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教师。援外教师和志愿者为当地带来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和教育教学方法，直接参与当地学校或培训机构的课程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一带一路”教育合作特别强调对受援国教师的培训，符合“授之以渔”的理念。开展职业教育师资和教育管理培训能够提高当地自主发展的能力，更契合以能力建设为手段的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

向受援国学生提供奖学金和其他资助，吸引优秀学生来华留学也是“一带一路”教育援助与合作的重要途径。中国政府设立的“丝绸之路”奖学金每年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一万个名额，获得资助的学生通过接受系统的教育，成为各自国家行业发展的领军人物和优秀技能储备人才。除官方奖学金外，政府还积极促进中外合作办学，探索中外院校间的直接合作。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需要进一步扩大职业教育援助参与主体的范围和类型，培养援助的社会力量和民间力量，促进职业教育援助向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发展，惠及越来越多的受援群体。援助国要形成以政府为主导，教育管理机构、地方政府、高等学校、行业企业、专业人士广泛参与的援助体系。除了双边行动外，还应加强多边合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积极合作，丰富职业教育援助的形式，建立职业教育援助区域和国际合作伙伴关系，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共同努力。

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转型对高级技术人才的迫切需求，职业教育对外援助除在中等职业教育阶段持续推进外，还应加大对高等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援助，开展多种类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尤其是鼓励职业技术院校间的合作，实现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合作与人才培养目标。加大“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推广汉语和当地语言的双语教学。加快学历学位的互认，扩大留学生招收规模。坚持共商共建原则，建立区域性的职业从业标准和评价机制，推动“一带一路”教育一体化的进程。

职业教育援助的最终目标是帮助受援国开展教育改革和教育治理体系建设，提高自主发展的能力。应坚持以合作与发展为目标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探索形式多样的国际合作办学模式。政府机构和高校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联合开发实验室、开发课程、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合理利用丰富的教育资源，实现多方共赢，彰显平等互利的教育合作原则，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为保证职业教育援助的可持续性及取得最优效果，应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质量保障体系。一方面，在援助项目实施前做好调研工作和可行性评估。注重资源分配的合理化，为最需要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最有效的帮助。例如：世界银行在长期的援助实践中建立了根据市场需求开展预测并明确职业教育培训内容的制度，依据受援方的人群特征确定职业教育援助的具体内容，取得了较好的援助效果。[9]另一方面，建立援助项目的中长期动态监测评价机制，确保援助项目的顺利施行，推动教育援助质量的不断提升，体现职业教育援助以受援者为中心的理念。可以借鉴世界银行的经验，根据项目的性质、类型等因素确立职业教育信息监测体系和指标评价标准，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科学合理地评估项目实施情况，及时有效地改进和完善推动“一带一路”职业教育援助可持续发展。